斯是陋室，唯人德馨。一壶清茗，一盏暖灯，伴着缕缕书香，本报记者走进了刘曦林老人（左一）的书画人生。
个人简历
刘曦林，美术史论家、书画家。1942年出生，山东临邑人，早年启蒙于书画家张茂材门下，就读于山东艺术专科学校 （山东艺术学院前身），深得于希宁、关友声、黑伯龙等教诲。后在新疆《喀什日报》任美术编辑；1978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硕士研究生；1981年起，于中国美术馆从事美术理论研究、书画创作，现为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、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院副院长，《美术》杂志编委、中央美术学院特邀研究员、山东艺术学院特聘教授、山东省美协及山东美术馆顾问；著有《艺海春秋—蒋兆和传》《蒋兆和论》《中国画与现代中国》《20世纪中国画史》等。曾数度在北京、山东举办书画展。
刘曦林笑称自己位于北京市里仁居的家是 “书窝”。
2月16日，我们登门拜访了刘老，才明白了 “书窝”的含义：门厅狭窄的走廊上、客厅的地板上、沙发上、茶几上……几乎所有能摆放东西的地方，都堆满了半人高的书籍。书堆之间，仅剩可容一人通过的狭窄过道。这些书，是刘老数十年来的积累，是他编写 《20世纪中国画史》等著作的考证资料。作为一名美术史论家，先生治学谨严，极重考证，积累下了成堆的资料卡片，甚至为了一个年份的准确性查阅多本典籍。
“年前我刚刚租到了邻居的一间储藏室，搬下去了一部分书，要不你们来了连坐的地方也没有。”刘老把我们让到卧室门口的餐桌旁，挪开了椅子上的几摞书，宾主相对而坐。刘老喉部动过手术，不能大声讲话，他的声音低沉中略带沙哑，在看似轻描淡写中，准确、凝练地将自己的人生卷轴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。
2003年作品《相约同日开》
艺术学徒
1942年，刘曦林出生于临邑县兴隆镇三十里堡村的一户书香家庭，他对艺术的最初兴趣源于父母的影响。母亲徐淑珍心灵手巧，刘曦林小时候经常看到母亲为亲戚邻里描鞋样、剪窗花，那是他接触到的最初的 “艺术品”。稍长一点，当教师的父亲刘德瑞对刘曦林影响更大。毕业于山东第二师范的父亲，有着很深的国学功底。他有一大箱子笔记和书籍，书籍中有 《昭明文选》《诗经》 《千家诗》及 《奔流》等进步杂志；笔记都是毛笔行书，尤其是用小楷抄写的唐人孙过庭的 《书谱》，已经相当见功夫。读小学时，由于缺少纸张，他只好拿了一些父亲的笔记，在背面练习书法、绘画，未料这倒使得父亲的一些笔墨得以保存——其余的全部在后来的 “破四旧”运动中被烧掉了。
刘曦林10岁时，父亲在济南一所学校任教，他也离开了老家到济南上学。 “海右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”。在济南，他邂逅了诸多名家。尤其是考入济南一中后，初一时师从著名山水画家胡禧和，除西画外得以学习 “四王”一路的山水。初二时，曾经教授过季羡林、黑伯龙先生的著名书画家张茂材，调到济南一中教美术，成为他艺术道路上真正的启蒙老师。据刘曦林回忆，张老 “美髯善目，口若悬河，板书极美”，对于传统艺术，更是有独到的见解，他说，艺术要讲余味，要有言外意，写垂柳是 “绿柳垂崖高悬青帚拂地理”，写红荷是 “红莲出水倒提朱笔点天文”。更难得的是张老诗书画俱绝，艺术修养深厚广博，很快就征服了年轻的刘曦林，成为他的偶像。刘曦林还记得一个细节：当时上水彩课，自己画完老师布置的作业，张老举起来，赞扬道：“画得比我还快还好。”比先生画得快有可能，画得好肯定是假话，但对于一个小孩来说，却是莫大的鼓舞。自此，在明湖岸边，黑虎泉畔，张茂材身边都多了一个瘦小的身影，于铺纸磨墨、伫立静观之间，书香丝丝沁心入髓。即使后来考入了山东艺术专科学校，刘曦林仍旧心系恩师，而且渐渐觉得他比好多大学的老师都高明。每逢周末，他都会和几个同学一起到张老师家里去补课，听他讲艺术，看他作书画。1963年，已经远赴新疆工作的刘曦林接到张老去世的噩耗，是夜跪在边疆小道，面向东方，流泪叩首。
1958年，刘曦林考入山东艺术专科学校，那里更是汇聚了于希宁、关友声、黑伯龙、张鹤云等齐鲁文化名人，学校虽是刚刚成立，甚至校名也几经变迁，但齐鲁文脉却自诸位先生的言传身教注入了他的灵魂。不仅如此，当时的山东艺术专科学校涵盖音乐、戏剧、舞蹈、电影放映等各个学科，使他的艺术素养不局限于美术，而是通过耳濡目染在综合的艺术界域成长。 1978年，刘曦林考入中央美院的硕士研究生班，仍然感激艺专的培养，时至今日，他更是认为，功在教练，基础在母校，自己能有今日艺术上的成就，首先得益于当年在母校汲取的营养。
在山东艺术专科学校期间，刘曦林是美术科学术壁报 《艺术学徒》的主要负责人之一， “艺术学徒”一词出自鲁迅著作，是鲁迅介绍珂勒惠支、麦绥莱勒的艺术时对中国青年艺术家的称呼。刘曦林为壁报倾注了大量心血，也培养了他关心艺术潮流的开阔视野。直到古稀之年，认为 “学无涯”的他还自称“艺术老学徒”。
记者生涯
1963年，刘曦林从山东艺术专科学校毕业，填报分配志愿时，他的第一志愿是留济南，意在为诸恩师整理史论资料；第二志愿是去新疆，他向往那片艺术的热土。不久，分配方案公布，他被分到了新疆。当时，正是激情燃烧的时代，临行那天，济南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刘曦林与另外几名被分配到新疆的热血青年怀抱着 “青山处处埋忠骨”的豪情，背诵着郭小川 《西去的列车》，踏上了远征的火车。经过四天四夜的长途跋涉，他们到了乌鲁木齐，文化厅的一位老画家说 “越远越好”，于是全部被分配到了边城小镇。刘曦林的单位是喀什文化馆，但报到时被喀什日报社截留，也算是圆了自己小时候的记者梦。
从1963年开始，直到1978年考取中央美院，刘曦林在喀什日报社工作了整整15年。 15年间，他下乡搞过社教，担任过报社的美术编辑，还曾兼事文字、摄影、通联等诸多工作。但他心底里热爱国画，经常利用工作机会写生，却被多次要求在年终总结会上检讨个人主义成名成家的思想。环境影响，加上报社业务工作繁忙，他此后只能悄悄地作自己的画家梦，报社的工作也并非全部索然无味。因为经常要下基层，刘曦林得到了更多直面生活的机会，更深地理解了社会、人生，也理解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。1970年，因为要报道巴楚县的一个民兵英雄，他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的穷乡僻壤住了两个多月的时间，得以深入了解新疆的乡风民俗，得以描绘乡间那些朴实的维吾尔族农民，这些贫苦农民的影子，后来都融入了他艺术研究的现实主义思绪之中，也为他以后撰写 《黄胄与新疆》 《司徒乔与新疆》奠定了生活基础。
在喀什日报社，刘曦林还曾幸运地得到了为周恩来总理拍照的机会。那是1964年，周总理出访西亚回国路过喀什，因摄影记者下乡，通晓摄影的刘曦林被派去为周总理拍照。当时被允许拍照的只有他和新华社的一位记者。采访过程中，周总理与他们握手时，激动的刘曦林和新华社记者竟然忘记了互相拍照留念，今天想起来，刘曦林还直后悔。